——记官田中央兵工厂
丁志操 黄健民
江西，是人民军队的发祥地，而江西兴国县官田村，则可称之为人民军工的发祥地。1931年10月，中央红军第一个大型兵工厂——中央兵工厂就诞生在这里。这是我党我军最早独立创立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被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人民军工的摇篮”。
从此，人民军工以中央兵工厂为开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伴随着武装斗争和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而不断成长、壮大，以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人民军工不仅在革命时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物质保障，更在新时期为祖国的国防建设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追根溯源，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温和见证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悟其中闪光的精神，一起走近那朵微小但璀璨的星星之火——官田中央兵工厂。
在烽火岁月中诞生
1931年9月，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和闽西地区连成了一片。面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蒋介石也加紧对红军的下一轮“围剿”。一方面，我军缴获了不少战利品，需要加以维修利用；另外一方面，面对日益严峻的革命形势，人民武装急需武器装备。1931年10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遂决定，将兴国县城岗乡白石红军修械处、红三军团后方军械处以及江西苏区修械处三个单位合并，组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兵工厂，担负日益繁重的枪械修理和弹药生产任务。该兵工厂对内称“中央军委兵工厂”，对外称“中央红军兵工厂”或“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兵工厂的厂址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确定在距离兴国县城约45公里处的莲塘乡（今兴莲乡）官田村，故又称为“官田兵工厂”。统一将枪枝和其它军用设备进行整合修复，以装备部队使用。
官田地处高山偏僻之所，交通闭塞，丛林密布，利于防空防特防敌偷袭。此外，官田与三次反“围剿”主战场莲塘、十万洲、半迳和良村战场相距很近，便于缴获的武器搬运集中。同时，官田属于江西红军独立二、四团的主要根据地，又是中央苏区中心腹地，有着较好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这也是朱总司令早已选择物色好的、建立红军兵工厂的理想之地。
中央兵工厂属团级建制，设立政治委员制，但由于其重要性，它又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双重领导。具体由中革军委兵站部（又称后方办事处）和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供给部管理。
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吴汉杰统筹组建了中央兵工厂并任第一任厂长。兵工厂是在兴国东村机械小组的基础上筹建的。该小组开始只有郑煌德和赵生顺两个铁匠，后逐渐成为修械所、修械处。吴汉杰首先将各地的主要修械组织陆续迁到官田。最先到来的是位于兴国白石的红军修械厂，接着于都平安的江西省修械处、三军团的修械处、东固的养金山修械处、赣县的龙头修械处，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修械组织也先后迁到。
合并后，管理人员和工人增加到了250来人。分为枪炮科和弹药科两部分。枪炮科科长刘球。设有：（1）制造股。主要是制造枪炮的零部件。（2）木壳股。专门制造各种枪支的木托和木壳。（3）牛皮股。专门负责制革和缝制各种军械用具，如皮带、炮盒、马鞍等。（4）刺刀股，专门打制刺刀。弹药科科长王赞。设有：（1）炸弹股。主要任务是制造马尾炸弹，另外也制造一些地雷和火药。（2）子弹股。大部分是从养金山修械处来的女工人。
当时的条件十分困难，生产工具共有200多把锉刀，100多把老虎钳子，4座打铁炉。
这，就是被誉为“人民兵工的始祖，人民军工的摇篮”的官田兵工厂建立时所拥有的全部家当！
打开封锁，中央兵工厂在困境中崛起发展壮大
中央兵工厂建立之初，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之下，生产设备和原料物质十分落后和紧缺。
为了解决生产设备和原料物质的难题，官田军工厂的工人可是“无所不用其极”，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硬是闯出了一条路子。
开动脑筋，自己生产。他们自己打制铁砧、铁锤、锉刀等造弹工具；买不到油，兵工厂就在后山管山下造了水轮车，利用山溪水力资源来发电带动机器工作，利用水力来发动机器；造子弹的硝酸买不到，就用腐烂木头，磨成粉和白药配成火药；没有做底火的铜皮，就用弹壳打成薄铜片来代替。这样，子弹的效力不仅没有减低，反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当初，造弹科的主要任务是翻造子弹，后来发展到自造子弹，而且造的子弹比国民党的子弹还厉害，进口细出口大，伤口阔，而且炸得烂，敌军被炸后很难医治。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由于紧缺金属材料，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还颁布告示，要求广大工农群众将拾到和保存的子弹壳及铜、铝、铁等物品，作价卖给或捐给红军，不到两个半月，即收到铜4.1万余公斤，锡2.4万余公斤，生铁7.9万余公斤，子弹14万多发，子弹壳6.6万多公斤，白硝7500多公斤，洋铁筒3600多个，洋镐1970把，洋锹7172把。打过的弹壳会变形，工人们通过手工整形，使它跟原来的弹壳一模一样，重新添加火药后照样好用。冲锋枪弹壳比步枪弹壳短，工人们便对步枪弹壳进行手工整形，做成冲锋枪弹壳使用。
向敌人要。1932年4月初，红一军团攻下了国民党钟绍奎军的巢穴岩前，缴获了敌人兵工厂的机器设备。4月20日，红军又攻克福建的重镇漳州、厦门，缴获了国民党军卢兴邦和张贞的修械厂的两部机床、一个30马力的发电机、一批汽油和其他一些修械材料。这些均被运送到了兵工厂，使兵工厂的设备得到大大改善。
每次打了胜仗，在清缴战利品时，兵工厂都要求后勤部门务必特别注意搜寻紧缺的军工生产原料。缴获的武器拿不下时，就把枪机卸下来，装在衣兜里，多了就串起来背上，枪杆叫俘虏或老乡扛下来。
去敌占区搞。1931年9月，马文等42名广东五华县青年工人前往中央苏区参加筹建中央兵工厂时，自己凑钱在白区购买了二十多担兵工生产所需的台钳、钢锯、钻刀、锉铁等工具，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穿越烽火线前往瑞金来到官田，无偿捐献给了党。这42位工人，成为了官田兵工厂创建的第一批工人。
后来，工厂又在大埔、赣州、吉安等白区周边设立了采购站，专门购买白药(洋硝)、硝酸、棉花和做子弹底火的铜皮与雄精等原料。
总供给部还派出由300多名老战士组成的特务队在有经验的后勤干部带领下，分头行动，多次秘密潜入白区，接运从福建厦门、漳州等城市采购的原材料。
苦练技术，开展生产竞赛
当时生产上困难重重，除了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紧缺，工人的整体素质也参差不齐，大部分人进工厂前还是农民、木匠、铁匠，不要说修理和制造枪支，甚至不少人还没有摸过枪。但是，在乐观的兵工人面前，他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为了掌握技术，全厂掀起了一股学习技术的热潮。厂长吴汉杰跟大家商量后，决定把力量配搭起来，让懂技术的人教不懂技术的人，并要求大家好好教，好好学，同时提出口号：“虚心学、快快学，我们多流汗，阶级弟兄少流血！”
大家都抱定决心，白天，丢下饭碗就跑去干活，夜里没有灯就摸着黑研究技术，躺上床了，还琢磨着怎样找窍门。为了研制一个零件，大家拜师学艺，想尽办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掌握了初步技术，制造出一些零件，安装了一批枪支、子弹送往前线。不料，这些枪支、子弹却很快被送了回来。原来是零件的硬度不够，修理过的枪，有好多不能用，一打，不是抓子钩坏了就是撞针断了。有的子弹弹头出了枪膛就横着身走，打不准又打不远，还损伤枪的来复线。
大家心里沉甸甸的，这些问题，不仅会影响红军作战，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牺牲。经过大家仔细检查，终于把毛病找出来了。原来，一是火候没有掌握好；二是铜铸成的弹头，手工锉得不圆滑，有大有小，不端正，造出后，又没有经过严格检查。于是吴汉杰叫有经验的工人做样子给大家看，把制成的零件烧红在药水里浸才使用。还做了弹头模型，逐一检查。后来有个工人出主意，弹头改用铜币冲成圆壳，内灌铅锡，质量更是得到了提高。前方战士满意地说：“我们自己造的子弹也不比白军的洋子弹差哩！”
从此，大家不但摸到了窍门，而且还从初步的成绩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工作的劲头更大，信心更强。
官田中央兵工厂创建时期，条件极为艰苦，缺乏机械设备，全部是手工工具，工人同志们发扬自力更生，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口号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开展军工生产。工人们领到一件工具，那怕它是翻修过几次的，就好象战士领到一支枪，非常爱惜。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工人和各单位之间经常进行劳动竞赛。“多造一颗子弹就等于多消灭一个敌人！”“多修一枝枪等于多消灭10个敌人！”成为鼓励工人高产的行动口号。在劳动竞赛的高潮中，职工家属思想上也与职工一样争先恐后，谁的丈夫落后，谁就觉得难过；谁的丈夫先进，谁就觉得光荣。兵工们彼此互相关心，互相鼓舞，生产热情非常高涨。
为了发展和壮大人民兵工事业，红色兵工人甚至献出了青春年华，献出了宝贵生命。校枪工人马木松，是牺牲在官田兵工厂的第一个红色兵工英雄。1931年冬的一天，年仅18岁的马木松，在对别处送来的几箱新子弹进行试枪时，试子弹的枪支被炸坏，零件被炸得七零八落。那时，红军战士们把武器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每个红军战士都记得当时流行的说法：“一个革命战士有三条生命。一条是政治生命(入党入团)，一条是肉体生命，一条是武器生命——枪枝弹药。”马木松看到枪械零件都散落在水田里，就不顾天寒地冻跳下田里把零件捞上来，不想由于在水田里打捞的时间太久了，得了重感冒高烧昏迷，而当时又缺医少药，最后终因救治不及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现在，官田兵工厂的第一代五六百位红色兵工中，我们能找到姓名的只有一百来位，其他人连姓名都无法找到，他们成了无名英雄。
红军高层领导对中央兵工厂的亲切关怀
中央兵工厂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力主和直接关怀下建立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叶剑英、陈云、杨立三、高自立、杨至诚、叶季壮等领导同志都经常过问其生产和建设，关怀备至。
毛泽东教育兵工厂干部尊重人才，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1933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六位造枪技工师傅来到官田兵工厂。按照当初的协议，六人的工资每人每月60元，这比苏区工人的工资要高好几倍。他们担心得不到工资。又因刚从国统区来，身上沾染了一些旧习气，再加上生活和工作环境上的不习惯，他们的工作情绪很消极。当时兵工厂的苏区工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很有意见，还有同志提议处分或开除他们。为了正确处理好这六个技工的问题，时任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委员长的马文，就带着大家的意见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听了马文的汇报后，就耐心的教导马文。他说：“工厂应当对这些人要有耐心，要通过说服教育，多重用他们的技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把他们争取过来，和大家一样进步。处分或开除的办法完全用不得，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这件工作能不能搞好，不完全取决于这六个工人和其他工人，主要是看你们领导上的认识和努力争取的程度。”而且还指示要按上海地下党谈好的每月60元的工资发给他们，并亲自给这六个工人写了一封信。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兵工厂的干部们转变了工作方法。
三个月以后，这六个工人同大家一样积极地工作，还主动地提出减低工资，要与苏区工人一样按规定享受待遇，有两人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募捐大会上，六个工人还提出将半年的工资全部捐献出来慰劳红军。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情的正确处理，使红军兵工厂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工作上进了一大步，对兵工厂以后的管理工作起着巨大的指导作用。
朱德热情欢迎五华工人。朱德总司令当时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总指挥，对筹划成立兵工厂的事情十分重视和急迫。1931年9月，在瑞金叶坪红军总司令部，他在接见五华县42位投奔苏区并集体参加红军的工人时，亲切地说：“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热烈地欢迎你们参加红军。希望你们很快地到兴国官田去和那里的工人同志一起，把红军兵工厂迅速建立起来。我们红军在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几万支枪，堆积如山不能使用，希望你们很快地把这些枪械修理好，装备红军，以便迅速打垮国民党的‘围剿’。”
刘少奇关心兵工厂民主管理。刘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他对兵工厂的管理工作也非常关心。他说：“管理工厂不同于管理军队。在厂里应该强调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管好工厂，充分发扬民主，使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工厂的主人。在经济条件许可下，要适当地改善工人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原来兵工厂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和军队一样，由于刘少奇同志的多次指示，工厂逐步地改变了做法，使其得以迅速发展。
陈云秉公断案。陈云同志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9月，在反“围剿”战斗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他来到兴国古龙岗寨上杂械厂视察工作。在杂械厂，陈云同志亲自找了许多工人和干部谈话，并且对生产、质量、成本计算、节约、发明创造、克服困难以及加强民主管理等方面作了重要指示。经过调查，在全厂职工大会上，陈云同志指出了该厂厂长存在的严重问题，提议给厂长撤职处分。全厂职工热烈鼓掌拥护，大家纷纷议论：“这是哪里派来的‘包公’？”工人们对陈云同志秉公办事、光明磊落的作风十分称赞，生产热情一下子爆发出来。
中央和部队领导同志的指示，给兵工厂的生产建设、政治工作指明了方向。全厂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红军反“围剿”的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官田中央兵工厂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中央苏区虽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但国民党随即又组织了对红军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仅在中央苏区外围部署的兵力就达50万。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兵工厂已不宜集中在一个地方，于是决定将位于官田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中的弹药科和枪炮科迁往于都的银坑和兴国的寨上。后中央军委为了便于领导和调配弹药，又决定官田兵工厂遗部、银坑弹药科、寨上枪炮科陆续迁往瑞金冈面。1934年9月，中央军委将在瑞金冈面兵工厂的工人和干部，编成了一个工人师。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苏区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进行战略转移，兵工厂也随之突围北上。第一批出发的60余名工人都是技术较好的，他们带走了各自的修理工具和两部较好的机器。11月间，第二批200名工人出发时，带走了全部可带走的机器，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则被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工人临走时，为不让敌人今后在这里制造镇压革命的武器，烧毁了兵工厂厂房。至此，兵工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官田中央兵工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创办的大型军工厂，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红军、地方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军事工业。它经历了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修配到制造的发展过程。兵工厂的广大工人在国民党对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的极其艰难的恶劣环境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自盖厂房，自造机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土洋结合，建立了修造各种武器的兵工厂，修理、制造了大量武器弹药。
据厂长吴汉杰回忆，中央兵工厂在官田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共为红军一共配制了4万多支步枪、40多万发子弹，修理了100多门迫击炮、2门山炮、2千挺机枪，制造了6万多枚手雷炸弹、5千多个地雷，为红军反“围剿”胜利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革命的斗争。对官田中央兵工厂所作出的贡献，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曾作出高度评价：“这支兵工队伍创造了有史以来的空前成绩！”
不仅如此，官田兵工厂还为我党我军培养造就了大批军工人才，他们为红军长征以及之后的革命战争各阶段赢得无数战斗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这些人才，如同科学和技术的“火种”一样，散落到军工行业的各个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很多人后来成为我军各个历史时期军工企业的栋梁和骨干。比如在延安八路军兵工厂任职工委员会主任的马文；在山东滨海军工部修械厂任厂长的刘愈忠；在湖南湘潭江南机器厂担任副厂长、五机部驻厂观察员等职的赵俊；还有建国后任少将的陈熙、萧学林将军等等，他们都曾在官田兵工厂工作过。
官田兵工厂广大兵工人，在生产和革命中展现“把一切献给党”的爱党、爱国、爱军之心。他们向党和人民所贡献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物资财富，更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从官田兵工厂开始，逐渐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安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二十四字军工精神。
为了传承和发扬这种精神，1987年12月，官田中央兵工厂旧址群被江西省人民政府列为江西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中宣部批准公布为全国第二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2009年10月被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列为首批全国军工文化教育基地。
（摘自《砺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